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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陈寿荣的篆刻成就

作者:王信堂来源:中国文化艺术网我有话说(0参于)
在中国篆刻界,陈寿荣先生可谓人人皆知,名高印坛。这不凡的声名源自他印学领域的独步,《怎样刻印章》和《现代印选》这两枚学术研究的硕果,至今熠熠于华夏印林。

编者按:值纪念陈寿荣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由于伟建先生主编的《陈寿荣印谱》于2016年10月出版发行。《陈寿荣印谱》中,刊发了王信堂先生的文章《浅析陈寿荣的篆刻成就》一文。特将此文转发于此。


浅析陈寿荣的篆刻成就


    在中国篆刻界,陈寿荣先生可谓人人皆知,名高印坛。这不凡的声名源自他印学领域的独步,《怎样刻印章》和《现代印选》这两枚学术研究的硕果,至今熠熠于华夏印林。不过,真正彰显其成就本色的并不仅仅为先生的纸上谈兵,而在于笔底龙蛇的烟波浩渺。若将其生前所创作的四千方玺印排兵布阵,便可洋洋出气势的磅礴:


    观寿荣之印,但见秦风汉韵恣肆,千里阵云中万印楼景象荡荡,毛公鼎气吞山河,倚天呈长虹势;


    赏春甫玺文,满目金钩铁画汪洋,凤翥鸾回里西泠社风骨凛凛,西湖魂朱砂情红,掷地作金石声。


飞鹰四屏秋501.jpg

陈寿荣:飞鹰四屏之秋


 

    一、“印基秦汉”至纯青  有宗无派集大成

  

    陈寿荣为中国画坛的佼佼者,中国画学会会长郭怡孮以“诗书画印通才大家”的评价,定位了先生艺术成就的坐标,此论颇为公正。放眼大江南北,中国画坛虽人才济济,但“诗书画印通才大家”却寥若晨星,即使在偌大的山东省,画坛佼佼者虽成千上万,但将“西泠印社社员”、“中国美协会员”和“中国书协会员”等三员系于一身者,也仅有先生一人而已。


    纵观先生的篆刻之路,在其艺术生命的年轮中,大致明晰出三种气象:早年 “印基秦汉”, 大器早成;中年脱颖而出,印坛称雄;晚年自成格局,卓然大家。尤其是晚年之际,先生的篆刻技艺已至纯青。观其治印过程,但见铁笔落处碎屑纷扬,金石交融铿锵作响,待鸣金收兵抖去浮尘,则篆籀凹凸奇光熠熠,烁烁然尽显苍莽印象。


    1、近水楼台先得月

    先生有一方自刻的印章,印文为“诗宗李杜,书出莲阳,印基秦汉,书法癫狂”,可见,“印基秦汉”为先生篆刻的基础坐标。古人曰,“印之宗汉,如诗之宗唐,书之宗晋”。汉印与雕塑、画像石一样,都表现了充实饱满、气势奔放、恣肆浪漫、阔大沉雄的精神气质。它不以狂怪奇诡夺人耳目,而是在平心静气中营造一种温润中和的静穆气息。因此,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治印领域,无不以汉印为膜拜对象。先生亦是如此。所以,在谈及其治印特征时,郭味渠曾经说过,“春甫治印有奇才,奏刀便入汉印之室”。


    不过,比之其他印人,先生还多了一个独居的优势,那就是宗祖陈介祺所创就的万印楼文化。著名印学家刘云鹤先生在《传承印学,贡献印坛》一文中有着这样的表述:“金石篆刻界有句媲美益彰的话,‘南有西泠社,北有万印楼’。万印楼是清道光咸丰年间山东潍县的大收藏家陈介祺的一方印章的印文,谓收藏古玺汉印达万枚。在篆刻家中拥有西泠印社、万印楼双重殊荣者,唯陈寿荣一人”。 在先生写给刘云鹤的信中,也有着这样的记载:“我青年时代就受到了《十钟山房印举》之熏陶,如我与陈君藻(陈介祺之元孫)、郭味蕖(陈介祺之元孫女婿)经常来往。他二人曾赠我簠斋(陈介祺之号)印集,供我启蒙”。又说,陈介祺之直系曾孙陈育丞“对我的印章也极谬赞:‘春甫弟铁笔第一,书画第二,文懿公(陈介祺)印学传人,当属你与君藻。’并慷然赠我《十钟山房印举》拓样本一卷”。 可见,作为陈介祺宗曾孙的陈寿荣,年轻时代便在先祖庇荫下的“汉印之室”中,“先得”了万印楼之“月”。


    学印伊始,先生便发轫于诗书画“三绝” 之初具雏形的高地上,加之万印楼秦汉玺章的灵光普照,决定了他治印的事业平台,一开始就高屋建瓴,俯瞰天下。


   2、苦学篆隶攀绝顶

    先生的篆刻历程是从学习篆隶开始的,在临摹了《石鼓文》、《毛公鼎》、《散氏盘》之后,明晰了籀书的结构与骨骼,进而临摹了《三公山碑》、《泰山经石峪》、《张迁碑》等隶书多种,领悟了古隶和缪篆的笔意,之后,便在万印楼与西泠社双重的文化绿荫中开始了漫长的篆刻历程。自然,《十钟山房印举》成为他的启蒙范本之一,而近代治印名家黄易、赵之谦、邓石如等前贤的艺术成果,也开拓了他一望无际的视野。 


    先生治印直追秦汉,乃至连铁笔下印文祖形,亦多源自古玺,如篆刻于1962年的“陈寿荣”之印,便分别来自汉印“陷阵都尉”的“阵(通假陈)”,“钟寿丞印”中的“寿”与“印”。不过,在其书法成就的长河中,也翻腾着魏晋的风流,隋唐的盛丰,乃至宋元的瑰丽和明清的奇崛。如先生的玉筋篆印,就源自元代书法家赵孟頫。


    先生学印谦虚谨慎,师承有序。在家乡潍县,他得到了于希宁、徐培基等先生的指导,在与郭味渠、陈君藻结成的篆刻“铁三角”里,亦受益多多。上世纪三十年代,黄宾虹在观看了先生的印后指出,“你的印章棱角太多,用刀要圆润浑厚,要在印章上看出‘写’的真意来”。这些良苦的告诫,都为先生的篆刻之路指出了方向。


    中年时节,伴随着诗、书、画水平的提升,治印也进入了全面丰收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先生又重新研究了汉碑、碑额、瓦当、玉筋隶、汉砖、摩崖石刻等一系列书法篆刻成果。至此,春翁篆刻渐渐进入了无所不能的天地。于是,在夜以继日的磨砥刻厉中,天才横溢的先生翻越了一座座艰难险阻的高山,终于在生命的晚秋之际,攀登至印坛峻岭的绝顶。


    3、有宗无派集大成

    谈及风格的内涵,很难用几个抽象的词汇予以界定,因为在其篆籀的方寸中,既见大刀阔斧的阳刚之美,又含劲冲九天的姜桂之性,既显品质的风骨峭峻,亦扬格调的风情万种。观其早期作品,或许还有着诸如“民国五大流派”、“西岭八大家”的影子,但当艺术大成之际,先生已经超越了印派的束缚,于艺术王国中天马行空。这种状态,便为有宗无派的气象,宗,即先生自我表白的“印基秦汉”。


    在体天象地、包蕴山海的中国印坛中,先生为独树一帜的集大成者。



    二、印学理论具匠心  大江南北尽桃李

 

    在印学领域,最能检阅先生篆刻成就的有两本著作,一为《怎样刻印章》,一为《现代印选》。尤其是前者,在中国印坛影响深远。


    1、金针度人 印量摘冠

    关于《怎样刻印章》的创作过程,在陈永亮编撰的《陈寿荣年谱》中记载:“1960年,与女‘右派’罗某某被派往姜家坡农业基地,白日务农,夜守门户。膝盖当桌,干草作凳,开始编写《怎样刻印章》一书初稿,以度难关”。可见,《怎样刻印章》这本书是被“中右”后的先生完成于池鱼笼鸟的窘困之际。令人欣慰地是,诞生于苦难岁月中的此书,出版后却在中国印坛中如火如荼了半个多世纪。


    《怎样刻印章》于1963年5月由上海人民美术社出版,首次印量便达6500册,对于专业性极强的工具书而言,已属巨量,但很快便告罄于新华书店。不得已,又于当年12月份再印24,000册。据统计,从1963年5月至1998年4月的36年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竟然断断续续地印刷了15次,印量为415,000册。这个数字,创造了新中国印坛工具书的发行量之最,同时,也印证了该书不同凡响的受欢迎程度。直至今天,这个册子依然一书难求。


    2、厚积薄发  深入浅出

    包括附图在内,新版的《怎样刻印章》充其量不过122页。要在有限篇幅内展现出篆刻世界的万象,为技术含量极高的文化工程。此书以实践为要旨,其内容丰富多彩,观点简明扼要,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作为读者,即使是不懂篆刻艺术的门外汉,也会在这里获得其乐融融的艺术享受。


    此书之所以洛阳纸贵,在于它是一本为大众服务的接地气的教科书,文字内容通俗易懂,示范插图一目了然,即使是初学者,也会在先生“手把手”的指导下心领神会,渐入佳境。乍看,该书属于通俗文化的范畴,但先生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理论性、实践性、操作性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亦是篆刻领域中洋溢着大雅风情的书。至今,印人心目中最佳的入门教材,依然以此为尊。

    

    3、艺术创新  慧眼独具

    《怎样刻印章》于1963年5月发行后,时隔17年之后的1980年7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订本。修订本中,先生最为明显的修改完善之处,是重写了他的《篆刻歌》:

“学印先学篆,书法是灵魂。

汉印笔法正,印家无不尊。

择优多摹写,复制要逼真。

创新作参考,务必得其神。

仔细写印稿,结构求严森

宽处可走马,密中不容针。

奏刀稳准狠,方划有圆氛。

外柔而内刚,朴茂见厚浑。

兼学各家妙,不独学一人。

谦虚进步快,勤学能入门。

发扬好传统,风格真正新。”


    这首1980版的《篆刻歌》,可视为先生艺术创新的心得。较之1963版,《篆刻歌》升级了三个观点,即来自创新实践的三个理念:


    (1)学印先学篆,书法是灵魂  十几年前,先生在表述这一观点时,仅仅强调“仔细写印,结构严谨”的要诀,新版中,开门见山便是“学印先学篆,书法是灵魂”,此为先生的真知灼见。


    1974年3月19日,先生在写给弟子刘云鹤信中说:“一方印的质量关键问题是写印稿,份量约占治成全印中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刀法仅占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作用。一方印稿写得好,即使刀法差些,这一印基本上还是好的。”又过了23年,即1997年6月13日,先生在信中依然强调:“要想篆刻大进,非求书法大进不可,自古之有特色之大篆刻家,如吴昌硕、黄牧甫、赵撝叔等,均是独具风格之大书法家。故治印大进之秘,在于深研书法。此‘气象万千’之源也”。如此苦口婆心,皆强调书法为先的印学思想。 


    在篆刻实践中,先生于书法上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从幼年信手涂鸦开始,先生在虞褚欧颜的天地中用尽了临池学书的功夫,至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缀,即使盛夏之际,先生也在挥汗如雨中日复一日地临帖。先生笔下,那些名碑名帖如《毛公鼎》《张迁碑》等,可谓临到了韦编三绝的地步,但依然孜孜以求不改初衷。先生以真草隶篆为本创就的《百体书联》,就是书有大成的结晶。 


    在论及书法创新规律时,唐代书法家孙过庭曰:“先求平正,后追险绝;既追险绝,复归平正”。这书法十六字诀,也印证了先生的篆刻轨迹,而且,在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中,先生不知循环了多少圈。


    (2)兼学各家妙,不独学一人  此为先生的印学悟语。年轻时代的先生,在学习篆刻中曾广拜恩师。与此同时,他放眼古今中外大江南北,将上至秦汉印玺,下至西泠八家,齐鲁印派,以及丁佛言、王献唐、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诸位大家的篆刻景象尽收印底,之后,便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踽踽独行。


    不过,当先生在印坛中经历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过程后,便从“兼学各家妙”中挣脱出来,最终构成了属于自己的面目。在这里,先生取印坛先驱的艺术精粹与自己的治印理念融合后,再生出了自己的血液,自己的精神——此为中国印坛求真务实的至高境界。


    (3)发扬好传统,风格真正新  什么是好传统?先生有着自己的理解。一为“谦虚进步快”,二为“勤学能入门”。 此言看似寻常,实则为感受至深的肺腑之言。


    置身于篆刻之路,浅尝辄止者诸多,投机于旁门邪道者也屡见不鲜,先生就曾义正言辞地批评过此类现象:“在青年印界中有许多不正之风,表现如下:一,忽视优良传统,急于创新,结果怪气十足,或呆板乏味,先不论构图,只从笔划上看,锯条式,方块式等毛病全有;二、印章越刻越大,越来越空洞;三、不在书法上多下基本功,大事夸耀‘刀法第一’; 四、对老前辈的苦劝忠告言行不一,急于创新,急于一鸣惊人(摘自给刘云鹤书信)”。所以,在新版的“篆刻歌”中,特别将“发扬好传统,风格真正新”写进了教科书。


    “发扬好传统”是艺术创新的前提,“风格真正新”才是艺术创新的目的。所谓“风格真正新”,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在诠释创新理念时,先生在《怎样刻印章》中说,创新的概念“就在‘胆敢独造’这四个字上”。为此,先生还举例了古人王羲之换鹅创新草书等典故,以此证明创新的最高行动纲领在于“胆敢独造”。自然,此举须建立在学识渊博和博采众家之妙的基础上,先生的篆刻成就便属于“胆敢独造”的成果。


    先生于“胆敢独造”的平台上纵横捭阖几十年,所创就的印坛气象令他人难以比肩,即使是赫赫有名者,也很少能在集历代各家之精华并经过反复锤炼的凤凰涅槃后,重生出艺术的新生命。在这一点上,先生做到了,尤其是到了晚年,篆刻技艺已臻化境,铁笔下浩荡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壮丽景象。在中国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印坛上,如此登峰造极者寥寥无几。


    除了《怎样刻印章》之外,先生与刘云鹤主编的《现代印选》由西泠印社于1990年出版。谈及此书的艺术风采,朱复戡在《序》中称其为“包举八荒,囊括千家”。可见,与《怎样刻印章》一样,此书在印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至今,在篆刻的煌煌大殿中,这两本书依然被奉为印林经典,许多篆刻界的后起之秀,就是成熟于春翁门下的桃李。


    三、至高至尊中国印 美轮美奂华夏情

 

    在中国画坛,先生于“胆敢独造”的旗帜下勇往直前,一鼓作气地“独造”出了前无古人的飞鹰艺术,“独造”出了独步天下的《百体书联》……那么,经过几十年知白守黑的“胆敢独造”,先生于铁笔下又造就了何等的金石华彩呢?先生之印坛丰功,在于他将中国印的形态升华至美轮美奂的艺术境界,即赏心悦目的视觉之美,磅礴阳刚的雕塑之美,曲径通幽的诗意之美,抑扬顿挫的音乐之美。 


    上世纪七十年代,先生创作了一批以诗词为印文的系列印章,并将之荟萃为印屏,其中,创作于1975年由23方印章组成的毛泽东诗词《念奴桥•昆仑》,可视为彰显其创新成就的代表作(图1),从中,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领略其扑面而来的至善至美。


    1、赏心悦目的视觉之美

    在先生的丹青天地中,美是永恒的艺术追求,其书法,绘画乃至诗歌,均为美的化身。先生认为以诗书画印为元素的中国画就是美学境界的艺术载体,所以,目睹那些扭曲艺术真谛的丑书、丑印,先生会嗤之以鼻。自然,在其篆刻的天地中,也盛开着美的奇葩。


    纵观先生之印,无论白文朱文,无论大小方圆,都是浓缩于方寸之间的美丽图画,如《昆仑》组印之“横空出世”,其印底书法苍雄,边沿残迹隐隐,若从上方俯瞰,则见四个周篆文字横亘于“田”之沃野,犹如青铜铸就。这种美感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诗经》中“天作高山,大王荒之”的天苍苍地茫茫之感,抽象出一幅来自远古的神秘图画。


    “人或为鱼鳖”之印,为长方朱文周玺式,在这里,“人或为鱼鳖”五个字均为象形字,即使不识篆籀,读者也可从中读出一二。不仅如此,此印雕琢得十分生动,细观,恰似一群动物蜷缩于印面之内,颇具蓄势待发之动感,似乎一旦拆去印框,动物们便会迅速冲出围栏。一方小小图章横生出如此的妙趣,美哉!在这里,一方印章就是一幅巨画的缩小版,中国画要素的结构之美,形象之美,空白之美,意境之美,乃至写意之美,玄虚之美,均一一浓缩于金石,生动于方寸。 


    沈尹默先生认为:“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显示了惊人的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绚烂。”笔者认为,就“惊人的奇迹”而言,篆刻可谓更胜一筹,毕竟,篆刻是“‘有’色而具图画的绚烂”,它的美丽景象,更为中国画平添了书法所不能及的姹紫嫣红。 


    在篆刻中,先生还以石为纸,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前卫性质的创新之举。如他在印石上创作的著名作家冰心先生肖像,更为“惊人的奇迹”。在这里,印面中竟然呈现出了水墨丹青的写意之美。


    朱复戡说过,“印章篆刻的艺术与文字差不多,它有殷周文的图画美,有秦汉文的图案美,有宋元文的铁线美”。先生笔下,就再现了这样的美学意境。


    2、阳刚浩荡的雕塑之美

    印面篆刻属于平面雕塑范畴,而阳刚之气则为篆刻艺术的本来属性,但先生却借用了巧雕的技艺,赋予作品以崭新的生命力。先生擅长巧雕,印石中一个芝麻粒大的红斑,轻刻几刀后,就会瞬间变为丹顶鹤的顶,或相思鸟的喙。篆刻中,春翁将雕塑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

瓦当朱文式“千秋功罪”,印面中展现了汉代宫殿建筑材料的面貌,其中,作者随形巧雕出的斑驳陆离的若干细节,使其古意瞬间盎然起来。一叶见木,透过这片承载着“千秋功罪”的瓦当,可一窥大汉宫殿的煌煌气势,并由景象中隐约出秦汉时代的雕塑之美。而白文汉式“夏日消融”之印,可见“夏”体积为“日”的两倍,将其体积有别的四字于印面中累积起来,便产生了石头城墙砌砖效果的参差错落之感,抑或,会让人联想到《阿房宫赋》“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之巍峨景象。先生铁笔下的诸多印章,都具有雕刻之美的历史沧桑感。


    先生还特别注意边款氛围的营造。他认为,治印刻边款,好像画好一幅国画后再题上诗文款志一样,会使作品秀丽苍古,让人百看不厌。先生的边款艺术图文并茂,更为印章凸显了圆雕效果之美,使之成为小巧可爱的雕刻艺术品。


    3、曲径通幽的诗意之美

    先生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精通律诗,也酷爱古风,其诗多短小精悍,趣味横生。先生铁笔下的印文,即为一首首浓缩的无韵之诗,或者说,是一首首诗的命题。如先生常用印“鹰扬”,“取神”,“元气淋漓”,“拼搏真仪”(见图2)等,即为诗魂的飞扬。自然,在《昆仑》组印中,毛泽东天才横溢的诗题意境也一一灵动于印文之中,如“江河横溢”的浩浩荡荡,“飞起玉龙三百万”的波澜壮阔,“谁人曾与评说”的江山指点……均在籀文篆书间,升腾出诗的神韵,诗的风骨,诗的意境,诗的节奏。


    4、抑扬顿挫的音乐之美

    《昆仑》组印属于兼具画、印特色的艺术形式,它是一幅别致的图画,更为一曲无声的音乐,那铁笔造就的横竖撇捺,恰如纵横于印面的五线谱,合奏出悠扬的篆刻之歌。仔细聆听,那由古玺元素构成的艺术“旋律”时而低沉,时而高昂,时而繁弦急管,跌宕起伏,时而阳关三叠,珠落玉盘,这令人陶醉的旋律,便抑扬顿挫于印屏中的23个“音符”之间…… 于是,视觉之美,雕塑之美,诗意之美和音乐之美在这里交织在一起,于印林中灿烂出景致的春花秋月。


    黄宾虹曰,“一印虽微,可与寻丈摩崖,千钧重器同其精妙”。在这里,先生的篆刻艺术也经过化为绕指柔的千锤百炼后,与他的诗书画成就“同其精妙”,与回荡于华夏印林的黄钟大吕“同其精妙”!



    四、再耸丰碑昌硕后  印林功业待评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先生的金石成就,源于艺术思维的“精诚所至”。先生之所以呕心于“诗书画印”,沥血于“苦学一生”,并非为了谋一己之利,立一家之言,而是将之构筑于丹青艺术的大框架之中,作为中国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苦心孤诣。譬如,在他的飞鹰图中,所钤的“元气淋漓”、“抨恶扬善”、“拼搏真仪”等内涵丰富且极具观赏性的印,就张扬了画中的笔墨意境,拓展了画外的思想内涵,且于他的诗、书、画融为一体,焕发出令“金石为开”的奇异光芒。


    印坛名家刘云鹤先生认为,评价陈寿荣先生在中国现代印学史上的地位,对于方兴未艾的篆刻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篆刻大家中诗书画印全能者,先生是继吴昌硕之后的又一座丰碑。其篆刻艺术水平堪与可数的篆刻大家比肩,风格各异,各有千秋。其对印学理论的研究有其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篆刻知识的普及面的影响之大,之深远,首屈一指,对现代篆刻家作品的汇集,展现现代印坛全貌诸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必将永载于史册而不朽。

云鹤先生的观点颇为中肯,有待后来者评说。


    亦有待于中国画坛雾霾散尽后,让春翁不再孤寂,让历史告诉未来。


责任编辑 潍坊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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